5月17日，国学新知传统文化学习中心“复兴论坛”第114期讲座在静安书友汇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先生。陈先生的讲座主题为：中古文士的思想世界。

    澎湃新闻微信公众平台也在5月21日的新闻内容中也对此次讲座做了专题报道，反响热烈。

　　陈教授首先阐述了三点概念和特征。第一，主题中“中古”一词语的范围——魏晋至中唐。第二，魏晋文士的身份多为贵族，而随着世袭的弱化，唐宋的文士成分多为平民，和近代情形相近。第三，原本的东西文化对峙经过两晋时候则成了南北文化的对峙。

　　然后，陈教授分析了战国时期的诸子争鸣，进入到汉代，墨家这类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难以在大一统的政权下生存。汉朝的整个政治文化的基调是以儒为主，以道为辅的。中古之初，三国王弼，玄学（冯友兰先生翻译为“新道家”）的鼻祖，却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孔老高下之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继而到了三国末期，庄子的思想开始流行，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为《庄子》作注，而七贤的生活态度亦效仿庄子的潇洒不羁，循性而动。到了东晋，诗人陶渊明更是“物各有性”的比较彻底的实践者。东晋后期，佛教正式进入了文士的思想主流中，并且，无论佛道，其宗教的门户之别是非常淡薄的，如王羲之、谢灵运对老庄和佛法都有推崇。到了盛唐，佛教思想更成了文人的普遍知识修养。其中，被誉为“诗佛”的王维更是有“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感慨，而其本身的佛法修行亦颇有所得。另一位诗人兼佛教居士白居易，有句“叩齿晨兴秋院静，焚香宴坐晚窗深。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檀经说佛心”，更是对儒释道兼收并蓄，且将自己的心态修炼得比较圆融，不为一身之荣辱而患得患失，不逞嘴上功夫，而得真实利益。

　　互动阶段，有观众请教陈教授关于汉末黄巾、五斗米道等道教思想对社会的影响。陈教授认为，黄巾、五斗米道这些早期道教的危险性不在于思想，因此也不一定牵涉宗教，它们的颠覆性在于其组织方式，它们的产生和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本次讲座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