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建议

——在上海市委一号课题专题调研座谈会上的发言

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顾维民

（2014年9月11日）

    社会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为解决社会多样化需求而生发出的社会力量。上海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过程中，在政府无法提供、不适合提供、不能有效提供的服务领域，理应成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怎样发挥好社会组织的力量？提以下建议：

    一是要重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做到党建工作全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中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政府向后退一步，党建向前跨一步，党的领导要进入社会、组织社会、引领社会。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及领军人物，特别是来自草根的青年领军人才。    

 二是政府职能的转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政府要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让渡空间，要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中，要在思想上接受社会组织，在组织上认可社会组织，在政策上支持社会组织，在体制上吸纳社会组织。政府部门要建立与相关社会组织双向沟通机制，在出台公共服务项目、涉及民生的有关决策举措前，要听取、征求相关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民主协商、合作共治的平台，扩大社会力量民主参与渠道，要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公共服务。近年来，社会矛盾多发，其中公共服务提供不足或效益不佳是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惠及民生的方法予以解决，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也符合我国国情。要实行政社分开，现职公务员一律不能担任社会组织法人和负责人（已担任的在一定时期内逐步退出）,改变政府资源从左手到右手现象。社会组织与政府在人、财、物上彻底分开。社会组织不是政府的附属和下属，不是伙计，而是伙伴，让社会组织在章程的主导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政府部门要改变遇事设立机构、增加编制和财政拨款的传统思维和做法，而应寻找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要积极有序推进事业单位改制改革，从“花钱养人”变“请人办事”。

    三是要在全市层面上制定统一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地方性法规。目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缺乏必要的制度依据，《政府采购法》规定的可以采购的服务只限于政府自身运作需要的服务，却没有包括政府为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它所规定的供应商也不包括社会组织。政府要将购买公共服务资金纳入统一的财政预算科目，并逐年按比例提高用于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额度。

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定价机制，形成一套科学、合理、高效的公共服务定价机制，要充分合理地考虑将社会组织的人力成本纳入购买价格，避免因定价过低而造成社会组织的生存困难，不利于留住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

四是政府应制定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基本目录。目前，各区县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目录都由政府各部门自行提出，随意性较大，并且不同区县的目录也有差别，没有充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凡是事务性工作都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完成的总体要求。这对社会组织来说存在着很大的不可预期性，不利于其长期稳定发展。

五是要降低登记门槛，完善税收减免政策，鼓励社会组织尤其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参与市场竞争，打破因行政壁垒造成的社会组织市场竞争力不强。降低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资金的门槛，从目前的10万元降至3万元。对公益类的社会组织，经有关部门认定，税收给予减免，简化免税手续。非营利性是社会组织的价值取向，但不排除市场化竞争，要通过竞争来提高社会组织的能力。通过发现和培育群众领袖，在居民区内大力培育发展备案制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要加强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离岸社团（在香港注册成立，主要在内地开展活动）、网络社团统一纳入依法管理的范畴。

六是提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要打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职业高尚却地位低微、角色重要却收入微薄的困局，使社会组织成为令人向往、受人尊敬的行业。在人大、政协和党代表中增加来自社会组织的代表名额。在评选劳模、五一奖章获得者、五四奖章获得者、新长征突击手等各类荣誉称号时，社会工作者应同等对待。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纳入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突出贡献优秀专家表彰奖励范围。在公务员招聘时，具有社会组织从业经验的青年人才，同等情况下，优先考虑录用。

    七是要培育和发展一头连着党和政府、一头连着社会组织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指导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孵化社会组织”为核心理念，是一种去行政化、去科层制的扁平化模式。它把区域内所有的社会组织纳入服务的网络，为实现政府职能转移、推动政社分开、促进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开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党和政府的声音通过枢纽传递下去，社会组织的需求和诉求通过枢纽反映上来。将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有机统一，使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步加强。实践证明，它是新时期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新探索、新尝试，是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新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