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的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大主体间的通力合作、协调互补，这是“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而要创新社会治理，社会组织是其多元治理主体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也就成了必然选项；在中国的语境下，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政府要发挥出杠杆与催化作用，即通过科学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包括退出机制建设，培育和引导了社会组织发展。

　　静安区关于社会组织退出机制的做法，契合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等论述的精神，通过规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流程、完善监管措施，为该区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与活力的迸发奠定了制度基础；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退出”除了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环节外，也是“培育”的重要策略。

　　从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来看，政府在确定了需要从社会购买的服务与项目后，需要制订科学化的流程来保证其顺畅进行，也即静安正在推行的准入——监管——评估——退出机制。没有准入，各色社会组织容易一哄而上，不管该项目是否符合自己的宗旨，也不管自身是否有能力，这样容易导致管理部门的应接不暇或资源的错误配置；没有监管或监管能力的缺失，将容易引发服务承接者的投机行为或机会主义，这些直接违背政府购买服务的初衷；没有评估，特别是项目的中评估与后评估缺乏，致使社会组织所提供服务的数量、质量无以衡量，宝贵的财政资源容易被浪费；没有退出机制，即社会组织的只进不出，致使其提升与改善服务质量动力机制的缺乏。

　　在一定意义上，评估与退出是监管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退出机制，其评估与监管意义、准入的价值也就无从谈起，社会组织的制度化退出，这符合政府购买服务的规范流程要求。

　　从社会组织的培育来看，建立起科学化的退出机制是培育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转型年代，政府与社会仍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关系状态中，社会的大量资源仍然由政府来掌控；社会组织要发展、其活力要激发，政府要逐步让渡空间、积极输入资源，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现实原因，即“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所产生的资源输入，不是直接的财政拨款，而是要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如通过与社会组织签订契约与合同来规范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从法律上说，如果公共服务的供给方违背合同的约定，必然要承受相应的代价，从“游戏”中退出也就成了合同管理中的重要选项，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就成了一种法律关系。在静安的实践中，“黑名单”制度就是社会组织退出的制度化表现。

之所以说“退出”机制也是一种“培育”策略，因为“退出”能给相关的社会组织释放出压力信号，促使其提升自组织能力和服务供给能力；已退出的社会组织也并非永远没机会，它们通过一定时期的“闭门思过”来反思、沉淀进而提升自己。社会组织就是在这种竞争与压力的环境下得到成长。

（来源：文汇报 2013年12月23日 第4版

http://whb.news365.com.cn/ewenhui/whb/html/2013-12/23/content_36.htm）